曾经在学界享有盛誉的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毕业已六十五载，代表人物之一谢冕曾以“开花和不开花的”概喻他们。当年的壮语“为祖国工作50年”实现后，有些将星已陨落，我所知仅近月就有：在南方，中山大学的黄修己；在北方，中国社科院的谭家健，他们都留下数百万言的著作，应祝他们立言不朽。而在6月份，却有两颗“大星”在闪耀：在南方，福建师范大学，“《孙绍振文集》（20卷）学术研讨会”即将举办；在北方，中央文史研究馆，“杨天石先生九十寿诞纪念文集”出版座谈会于6月12日召开。这勾起了我尘封的记忆。往事越70年，我是1955年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那时，在“向科学进军”的大环境里，北大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中文系语言文学专业的老师多是各学术前沿的领军者。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对未定型的年轻人尤其如是，耳濡目染，天石和我不约而同，都从原选择的新闻专业转而安心于语言文学专业，并且日益滋长起学术人生的志向，发奋攻读。天石、少康是我班由中学升大学者中我最心仪的同学。我的琐忆也就以天石为中心展开。在中文系，中国文学史这一主课贯穿二三年。重要作家我只能读其选集，而天石已经抱起一部部线装的全集在读。有次晚自习后回到宿舍里，他翻开线装的《李太白全集》示我以诗句：“安得倚天剑，跨海斩长鲸。”我明白这是他的高远志向。1957年夏后，学术环境逆转，正常的学业被停止。1958年暑假前，我们三班的团支部书记黄衍伯先找我这个支委，后又获得班长张少康同意，大家一致表示要暑期留校集体编写中国文学史。此举立即获得杨天石等同学的赞同，旋即成为我级党支部的号召，有30多位同学留校集体搞科研。我自入学以来始终未回老家福州探望双亲。说也巧，暑假前，张少康发表了处女作，得了一些稿费，他自己不回沪，赠我买了回福州的火车票。正归心似箭的我，一提倡议，响应号召，立即毅然决然退掉车票，卷起袖子准备在校苦干。回想起来，这在当时算是开辟了一条学习之路。学校各方面也大开绿灯，文史楼图书馆每天开放到深夜，需要多少书都尽数提供，连平日见不到的书也开放。被压抑的求知欲一下子找到了喷射口，仿佛有使不完的精力，每每深更半夜才离开图书馆回宿舍。学识储备较多的同学，在集体编书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收获也更大。张少康、杨天石正是如此。在编两卷红皮本《中国文学史》时，杨天石是隋唐五代组副组长，继而又分担起撰写辛亥革命时期的重要文学社团南社的任务，2022年他回忆说：“这是我研究南社的起点，也是我后来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中华民国史的起源。”红皮本《中国文学史》作为1958年国庆献礼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我们在增长学识的同时总结了经验，继续编写四卷的黄皮本《中国文学史》，杨天石是近代部分的重要执笔人。与此同时，他又进入《近代诗选》选录选注组并成为主力，一直负责到该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我与他同宿舍期间，他总是最晚回寝室，而且精神焕发不知疲倦，我称他为“脑力劳动的劳动模范”。1960年夏毕业分配，张少康留校任教自是预料中事，杨天石出人意料地被分配到了一所中专学校任教。我去探望他，他住在一个工厂破旧的仓库里，空荡荡的。他似不在意，从容地说，每晚9点以前备课、批改学生作业，9点以后搞研究直到夜深。持之以恒，咬定青山不放松。我想，正是这种不气馁的精神，矢志不渝的学术志向，奋发自强的惊人毅力，让这个文弱书生研发出一颗颗学术炮弹射向学术苍穹，终于被发现，调入了科研院所专心做研究。他的经历让我重温了“有志者事竟成”的古训。我想，这应是许多北大中文系1955级之星成功的秘诀。（作者系第七、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学者）
作者：李汉秋
文字编辑：郭海瑾
新媒体编辑：叶瑶楷（实习）
审核：李木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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